□冉倩婷 楊金忠圖片由成都市委政法委提供
  “深入推進依法治市、建設‘平安成都’,落實到基層必須體現在‘多元共治’。”成都市委政法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苑曉華說,與其他城市相比,成都在維護社會穩定上面臨的情況和形勢更為複雜,在影響社會不和諧的因素方面,“人有我有,人無我也有”的特點十分突出。
  圍繞推動社區實現 “多元共治”,成都市堅持放手放權,充分調動社會和群眾的積極性,初步形成了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居民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群團志願組織積极參与的社區“多元共治”格局。
  和諧社區
  推進院落自治組織全域覆蓋
  在成都市成華區,環境優美、鄰裡和諧的新鴻社區先後獲得“全國和諧示範社區”、“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社區)”等多項全國性榮譽,並被納入“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示範社區建設範圍。很難想象,這裡幾年前是一副道路坑坑窪窪、居民矛盾不斷的樣貌。是什麼原因讓這樣一個“積怨多年”的老社區“華麗轉身”成為和諧社區的全國範例?“新鴻社區安定和諧的成效來自近幾年對居民自治的深入貫徹。”成都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其良好開端得益於成都市在“三無院落”整治過程中推行的“先自治後整治”。
  新鴻社區整治前即成立了由居民代表組成的自治組織,該自治組織和街道社區一道,通過上門走訪、問卷調查、壩壩會等方式,廣泛收集居民對“三無院落”改造的意見和建議。新鴻社區黨支部書記蔡麗說,當時針對要不要拆掉小院落的小門、優化綠化帶等問題,大伙兒當時各執一詞,最後通過壩壩會舉手投票表決。“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問效於民,通過居民參與、民主表決,整治工作順利快速推進。”
  與此同時,為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新鴻社區居民代表大會制定和完善了十餘項民主監督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約》、《文明公約》、《法治公約》等規章制度,明確了居民依法參與社區管理的權利和義務。“每次作出決策前,社區都會通過居民代表會議、居民議事會議、重大資金聽證會進行討論,大事項則進行民主表決。”同時,新鴻社區嚴格制定並執行黨務、居務、財務公開和民主評議黨員幹部的“三公開一監督”制度,讓每位居民參與監督,確保各類事項運轉透明。
  為了增強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能力,新鴻社區還建立了6個“連心驛站”(社區服務點)作為網格服務、居民議事、法治宣傳和服務、黨員活動的有效載體,化解了絕大多數社區居民矛盾糾紛。“通過居民自治,鄰裡之間現在就像自家親戚一樣,曾經的‘糾紛院落’已經質變成為‘平安成都’的一個微小‘和諧細胞’。”
  新鴻社區是成都市深入推進基層“居民自治”的縮影。目前,中心城區經過整治後的“三無院落”全部成立了居民自治組織,二圈城及三圈城“三無院落”整治及整治試點中,已有883個院落建立了自治組織。現階段,成都正在將“三無院落”自治經驗進行推廣,探索在老舊院落、商品房小區、農民集中居住區、農村散居院落等不同類型小區、院落,因地制宜、分類推進自治組織建設,逐步實現院落自治組織全覆蓋。
  為了給居民自治提供更多的載體,成都還在推行居民自治的過程中為院落搭建起“連心驛站”、“居民之家”等多功能綜合服務平臺,並以此為依托,建成院落的公共服務陣地、民主議事陣地、矛盾調解陣地、文娛活動陣地,引導院落自治組織承擔起調解組織、綜治組織、服務組織的功能。
  探索起步
  更多社會組織參與基層“共治”
  2015年起,成都市武侯區的240項政府服務將由社會組織“全面接力”。11月19日,武侯區舉行對接會,向社會組織開放購買2015年的240項政府服務,為成都深入推行基層“多元共治”再添動力。“‘多元參與、協商共治’是社區治理的基本思路,其中,能夠為居民提供專業服務的社會組織參與治理必不可少。”成都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分析,通過引入社會組織參與“共治”,政府可以將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職能轉移出來,讓社會組織來完成“接力”,提供讓老百姓更為滿意的專業服務。
  成都市在探索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方面早已邁開腳步。以武侯區為例,2009年起,武侯區就在成都市率先降低社會組織準入門檻,大力培育“草根”社會組織。今年4月,武侯區深化社區網格治理機制改革,提出“網格立體化、主體多元化、服務社會化”,率全國之先將原來下沉到社區辦理的政務梳理為139項政務服務,費隨事轉,拿出3085萬元,全部向社會組織購買。2015年,武侯區向社區組織購買的服務將增至240項。在武侯區,有著“第三部門”之稱的社會組織總數目前已達到1177家。
  細看2015年武侯區購買的240項政府服務會發現一個顯著特點,約90%都是社區公共服務項目,包括社區文化、青少年服務、助老助殘等——武侯區針對社區公共服務項目的開放購買力度在加大。武侯區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多年探索中武侯區發現,讓專業的社會組織承接更多的社區公共服務,能更好地滿足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背景下,居民對所需服務要求更加專業、更為細緻的需求。
  家住武侯區火車南站西路12號院的殘疾居民劉福剛對此深有感觸。火車南站街道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後,他不僅享受到了幫助申請社保等上門服務,還體驗了以前從未享受過的疾病治療、心理撫慰等全新項目。“這才叫服務到家了喲!”
  近年來,成都市著力構建有社會組織參與的基層“多元共治”格局,大力培育發展、引入社會組織,並逐年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支持社會組織承接政府服務,讓“專業的人”做“專業人”的事,目前中心城區各區每年政府購買服務都在1000萬元以上。
  統籌指導
  基層黨組織發揮核心領導作用
  縱觀成都在全域範圍內推行的基層“多元共治”,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共性,即在每個實行“多元共治”的基層“細胞”當中,黨組織發揮的核心領導作用都非常顯著。
  “芳鄰路社區131號、141號院落的違建是整個青羊區開始最難拆除的。”青羊區芳鄰路社區居委會主任鐘文琪說,“三無院落”整治過程中,由黨組織引導院落成立自治組織併發動自治組織中的黨員成員帶頭先拆自家的違建,“之後做居民的工作就非常順利了”。
  在成華區新鴻社區,社區黨組織除了在“三無院落”整治中發揮核心領導作用,還引導轄區居民組建了文明勸導、鄰裡互助、法律服務等8支居民志願者服務專業隊伍,並引導社區居委會設置“法治和文明專委會”,統籌指導社區法治學校、法治志願者服務等各項社區民主法治及服務工作。“在社區治理中我們發現,黨組織充分發揮‘戰鬥堡壘’作用,各項自治工作才能更有效地開展。”蔡麗說,目前,新鴻社區志願服務工作站的志願者已經成為社區治理和服務的主力軍,推動著居民自治進程,同時也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基層‘多元共治’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基層黨組織發揮核心引領作用,是推進基層‘多元共治’的先決條件,黨員的示範帶頭則對促進基層‘多元共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苑曉華說。成都在深入推進基層“多元共治”的進程中,積極發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帶頭作用,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構建了一批批和諧社區,促成了大環境的穩定和諧。
  (原標題:“多元共治”激發平安建設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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